《约束自己，文明大家》
巨屿镇幼儿园 蔡亚琼
有一句话说得好，成熟的最高境界就是责任，我们约束自己在网络里文明互动就是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说说互联网我们目前的时代是互联网盛行的时代，在我还是初中生的时候我只知道电脑可以玩QQ，那时候谁能想到网络能发展到现在这么猖狂，我们手里时刻握着4G，出差笔电拴着网卡，回家电脑连着网线，从生活到工作到学习，互联网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便利。
双刃剑
但渐渐的随着用的人越来越多，网络环境鱼龙混杂，我们发现了网络可怕的一面，网络犯罪，网络欺诈，网络暴力等等层出不穷的负面消息，让我们看的心惊。这其中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网络语言暴力。它的威力远比现实生活给予我们的伤害更大得多。
75年前，25岁的阮玲s玉在悲愤中离开了人世，身后只留下“人言可畏”四个字。这是现实生活中的语言暴力导致的伤害事件，2015年4月台湾嫩模杨又颖家中自杀身亡，警方在杨又颖房中找到一封遗书，一张A4纸上写满被网友、同侪霸凌委屈的内容，直指在外界长期无端指控大牌、势利的言论压迫，才逼得她结束24岁年轻生命。这是网络群体语言暴力导致的伤害事件，部分网络社区成为网民情绪的释放场，受害者大多都身心俱疲。
微博，微信，703804，人人网等等网络传播手段如此丰富，我们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发布信息和见解，这本是联网的我们最好不过的互相学习方式，却给那些恶意传言甚至谣言的流行创造了条件，杨又颖本来是谁我不知道，但是通过她的自杀事件我知道了她是一个明星，也知道了网络上大家对她的恶意评论，如果你问我对于这件事的看法，那么我想说希望天堂没有恶语，因为我知道网上信息的真实性难以审核，大量虚假信息以讹传讹。而且说起来这件事跟我半毛钱关系也没有，可是我一句随意评论却会让我成为这件事的从犯之一。不管事实如何，反面的评论或者支持谣言只会侮辱当事人的名誉和人格，这种行为就是变相侵犯人权，损害网络公信力，甚至成为触发某些公共事件以致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我们反问自己，可以滋长他们的气焰吗？如果你做不到揭穿谣言那么至少可以选择不参与。破案的事交给警察就好，别人拽不拽也不吃你家米。
去年9月，一场因为停车导致的口角和纠纷，随着“我爸是市长”这句话在围观人群中流传蔓延，事态迅速扩大，短时间内上千人聚集，肇事者马文聪和民警被团团围住，一时演化成了一起群体性事件。同时，“我爸是市长”通过微博也在网上疯传。然而，事后证明，这句掀起轩然大波的话是谣言。真是一个天大的误会，试想一下传播这句话的人是何居心？他为何能牵动群众为他所用？
又如“新疆滴血食物传播艾滋病”的谣言，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社会恐慌；听信一句“碘盐能防核辐射”的谣言，市民们大量抢购碘盐，一时造成市场秩序混乱。这些谣言制造者和散布者，或为一己私利，或抱有对社会的某种目的，将故事编造得天花乱坠，引来不明就里者在网上围观、传播。一份有600名在校大学生参与的调查显示：41.6%的大学生曾被微博上的虚假信息误导过，而微博信息被官方辟谣之后，也仅有16%的同学愿意主动转发辟谣。
网络语言的表达方式独特，满足了人们想自由发言又不想被发现的心里特征，网络使得任何一个连到互联网的人都可以找地儿发表自己的言论，这样的结果就是制造出一个“滥言时代”，大家心里想着网络是虚拟的，心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然后发展到发泄不满，恶意评论。这个不文明的势头使得那些没有判断能力的人跟风添油加醋，更厉害的加上转发扭曲事实，好奇者人肉搜索当事人使得事件扩大化，给别人带来真正意义上的伤害。
群体暴力
网络语言暴力的危害主要体现为污言秽语和谩骂攻击、人肉搜索和道德审判。社会学家弗洛姆说，个人为了逃避某些责任获得完全的安全，便会隐身匿名加入某一组织或者群体，这样更容易表现出放纵的姿态。如果这种隐匿和放纵是打着正义的旗号，那么个人或群体会因为这种虚拟的正义感无限放大和鼓励自己的行为，导致群体开始跟随他的行为,进而演发成群体暴力。这用来解释网络暴力语言比较合适,因为在广场式的狂欢中,真实身份被隐匿,语言暴力再强烈也可能不被发现,施暴者没有后顾之忧,相反,大显神威，为所欲为。
早在数年前，美国《纽约时报》就发文称，如果没有任何秩序，博客圈最终将变成一个令人生厌的场所。蒂姆·奥莱利在一篇旨在宣传博客行为准则的文章中表示，“从本质上讲，文明就是我们签署的共同协议，它是我们生活在一起的基础。”目前，我国网民数量已达4.85亿，微博用户超3亿。如此数量庞大的网民群体，倘若没有一定规则的约束，很难想象网络舆论不导向混乱和暴力。
作为一名资深旁观者和不爱转发者，我愿意为自己在网上写的每句评论负责，我愿意为自己转发的每条信息负责，我宁愿相信世界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每个人都有难言之隐，也不愿参与始作俑者筹谋的一场虚伪的斗争中，拒绝自己有伤害别人机会是对自己人格的肯定。我相信自己的这份小心思也给网络文明带去了帮助。文明网络从我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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